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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把民意默认为带有共同倾向的同质的意志，省略了民意的多元化事实。
在违约方对于合同解除提出异议，并请求裁判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的情况下，在这些机构尚未确认合同是否已经被解除的期间，违约方可以抗辩解除权人关于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的请求，以维护裁判机构的权威，使《合同法》第96条第1款后段的规定具有价值。换言之，"解除权原本是债务不履行的效果之一，所以，在原债务因时效而消灭时还剩下一个解除权，颇显滑稽"。
其三，提醒解除权人应当及时行使其解除权，有利于及早确定违约行为发生后的合同关系。二、解除权的除斥期间的起算 法律、当事人双方已经规定了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及其起算点的，当然据此确定起算点。至于何者为过长，由主审法官基于公平正义的理念，根据个案情形，自由裁量。或者首先规定典型且合理的除斥期间，然后规定当事人约定了超过此期间的除斥期间，视为未约定，适用法定的除斥期间。最后回答"（5）"。
存在的疑问还有，当事人约定的除斥期间过长时，该约定是否有效？上文的分析已经明了，除斥期间过长，意味着既存的合同关系随时会因解除权人行使其解除权而被废止，若恢复原状，则现有的法律秩序遭到破坏。在转化为违约责任的情况下，异议应当在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前提出。制度设置自然会更多保障在设置过程中有较多话语权的群体，话语权较弱或没有话语权的群体权利保障就面临诸多不确定的风险。
司法判决必须要经得起理性论证的拷问，以保证其结论的正确性，然后才能辅以修辞手段的使用，提高结论的可接受性。但在一定意义上讲，无论是自然风险还是人为风险，都是人类"文明"活动的结果。司法过程中的修辞理论定位，应当是在坚持判决结论必须经得起理性论证检验前提下的一种正当性包装，其作用是将合法的结论以易被接受的方式送达当事人和社会。整个社会制度转型，各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重新定义，导致制度"真空"、监控失效、结构失调等问题会引发各种制度风险和结构风险，如社会关系不稳定、公民权利缺少制度化保障、维权困难、社会共同价值缺少共识、社区力量薄弱等。
这一严格法治时代的背景经历保证了修辞方法在法律领域中的运用，始终是以首先遵守法律规则为前提的，只有首先符合法律规定、在法律范围内，法官的价值判断行为才被视为是合理有效的。对当事人来讲，修辞过度，会引起法官的反感，不利于说服法官认同己方观点。
[19]P224理性证立的要求是约束法官任意决策的有效方案，法律论证理论为此提供了一系列的程序性规则。"[11]P22具体的司法审判过程并非如概念法学所认为的如自动售货机一样进行机械判断，法官审判毋宁是以价值评判为核心，同时考虑判断结果的形式合法性和实质合理性的一个过程。至少对当事人来讲，法庭纠纷涉及到的是切实的利益之争，那些对一方当事人不利的判决，即使在法律上是多么地正确，也很难让判决不利方轻易接受。在社会制度重新洗牌、利益重新分配的过程中，"每一个利益团体都试图通过风险的界定来保护自己，并通过这种方式去规避可能影响到它们利益的风险"[4]P31，作为社会关系定义主体的政府也不例外。
[13]P147而且，随着后现代法学理念的传入，语言既有确定内核、亦有不确定外缘的观念得到认可，以语言为载体的法律规范的不确定性也显露本来面目，法律只要是制定出来就是明确的神话被打破，一度曾被认可的"只要是根据法律得出的结论就是正确的"观念重新被审视。三、法律修辞在司法审判中的作用 法律修辞学研究在当前中国的兴起有其合适的社会背景，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充斥着过多的不确定性风险，而且法律修辞学所强调的以不确定性为逻辑起点的基本理念与中国传统法律思维中重实质轻程序、遇事首先考虑主观价值判断而非严格逻辑推理的特点暗中相合。其次，在判决书写作中，法律修辞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希冀从现有法律规范出发，通过诸种方法的使用，能够获得确定无疑的答案，在微观层面践行法治理想。
在法律领域中，"任何情况下都不会仅仅只有形式逻辑的因素，法官从来都不是'仅仅依据法律'引出其裁判，而是始终以一种确定的先入之见，即由传统和情景确定的成见来形成其判断。它以'可信的'和'深得众望的'公共意见作为自己的出发和归宿，以未必经过严格验证，而一般人都相信是正确的常识常理作为自己的推理基础。
在法律领域，修辞学研究可以广泛地应用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各个环节。新中国建立之初的50、60年代，法学研究主要是对前苏联国家法律理论的介绍与引进。
但在科学主义思维主导下的人类社会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一思维方式的普适性开始受到质疑。"[24]P39修辞既然是一种艺术，其本质就应当是揭示真理，追求善和幸福的一种理想途径。首先，在法官审判过程中，法律修辞发挥着重要作用。进一步讲，即使在法律上明确规定完全合法、在逻辑上没有任何瑕疵、言之凿凿的结论，若使判决不利方接受之，也离不开修辞手段的使用。人们坚信通过正确方法的使用，能够在所有领域获得"确定无疑的知识"。价值判断是一种诉诸于个人尺度标准的行为，它"既不能够单纯通过经验的确认（自然主义），也不能够通过任何一种自证（直觉主义）来加以证立"[18]P195，而需要经过理性论辩才能加以证立。
无法通过科学手段得到证实、不具有确定性的问题都是无意义的，因而在非确定状态下对事物进行分析讨论的修辞学被束之高阁。[3]中国社会的双重转型发展模式带来独有的社会风险。
根据拉什的看法，科学技术的线性发展是风险社会的直接推动力，科学技术与市场经济的自由结合产生各种不可控制的风险，这些风险是由等级制度文化、市场个人主义文化和社会群落的边缘文化所产生的制度性社会结构转型与变迁引起。但其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促使西方社会大体自17世纪开始进入科学主义统治时期，修辞学研究逐渐走向没落。
但是，受传统法律思维方式的影响，我们并没有养成严格守法的习惯，也没有形成遇事遵守规则的意识，"喜欢以直觉的、整体的方法去认知世界，喜欢跳过详尽的归纳或演绎过程，而直接获得结论。判决若要获得社会实效，不仅要建立在判决内容逻辑有效的强制力上，更要讲究判词使用的技巧性。
国内法律修辞学研究热潮的兴起主要还是源自西方法律修辞学知识的引进。[15] 那么，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法学研究的目光更多投向法律适用过程中时，我们在认可法律修辞学研究必要的基础上，必须清醒地看到法律修辞学的局限性。判决结论的接受过程亦是如此。20世纪初的自由法运动注意到了概念法学的局限性，开始从社会效果上评价法律的优劣，主张只有在社会生活中真正起作用、能够为人们带来真实的正义和公正的法才是真正的法。
[30] 参考文献 [1][英]斯科特·拉什.风险社会与风险文化[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4. [2]刁生富 李章印.寻找冲突的和谐[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7,2. [3]张云昊.转型风险社会的特点及风险控制[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 [4][德]贝克.风险社会[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5][德]贝克.世界风险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英]吉登斯.社会的构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7]郑超.风险社会下的人权保障--从宪法的功能视角出发[J].广西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0,5. [8]刘亚猛.追求象征的力量：关于西方修辞思想的思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9]刘亚猛.西方修辞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 [10]魏建国."科学主义"对大陆法系影响的考察与反思[J].北方法学,2010,5. [11][德]考夫曼.后现代法哲：告别演讲[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2]陈金钊.法学的特点与研究的转向[J].求是学刊,2003,2. [13]Eva Steine. French Legal Method[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14]侯欣一.中国传统社会轻视程序法原因再探[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5,5. [15]沈寨.中国法律修辞（学）研究之反思[J].北方法学,2012,1. [16]洪浩 陈虎.论判决的修辞[A].北大法律评论[C].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17]方乐.超越"东西方"法律文化的司法[J].政法论坛,2007,3. [18][德]阿列克西.法律论证理论[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 [19]陈金钊.法治与法律方法[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 [20]葛洪义.试论法律论证的概念、意义与方法[J].浙江社会科学,2004,2. [21]季卫东.法治秩序的建构[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22]葛洪义.试论法律论证的源流与旨趣[J].法律科学,2004,5. [23][古希腊]亚理斯多德等.诗学、修辞学、喜剧论纲[M].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4][英]斯金纳.霍布斯哲学思想中的理性和修辞[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25]严平.走向解释学的真理[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26][荷]菲特丽丝.法律论证原理--司法裁决之证立理论概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27]Chaim Perelman. Old and New Rhetoric[A]. James L Golden and Joseph J Pilotta. Practical Reasoning in Human Affairs[C].Published by D.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1986. [28]张鼎国.经典诠释与修辞：一个西方诠释学争论的意义探讨[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29]蔡琳.修辞论证的方法[J].政法论坛,2006,5. [30]侯学勇.司法修辞方法在社会正义实现中的作用[J].法律科学,2012,1. 本文原发于《政法论丛》2012年第4期。但是，修辞历来就背负着被人"又爱又恨"的双重身份，它既能够帮助言说者成功说服听众接受一个正确或正当的观点，也可能被言说者用作以华丽词藻掩盖错误结论的工具。
但是，如果研究者的目光仅拘泥于此，过多关注修辞逻辑起点的不确定性，容易使我们的法学研究、司法裁判屈服于社会现实，失去修辞学研究是对真理揭示的本质。比如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社会的转型是从权力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过渡，但事实却并非完全如此，伴随着社会转型过程中公民权利意识不断觉醒的同时，政府权力也在社会风险大旗下"积极"扩张，权利与权力不断角力。
这只能说明，未曾经历严格法治主义时代的中国法学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非因为形式主义法学中的科学主义精神走到极端所引起的，恰恰是因为科学主义精神不足、缺乏严格守法观念所导致的。但是，对于任何主体来讲，法律修辞的作用都是两面的，使用不当也会不利于说服效果的获得。
由以上各种不确定因素带来的信任危机在法律领域表现的尤为突出。为了避免个人任意，法官决策应当经得起法律论证理论中程序规则的考验。于是，以事物中的不确定性为研究基础、以将这种不确定性转化为某种意义上的确定性为己任的修辞学[8]P67，便有了存在、兴盛的现实基础，它在明确界定公共权力的界限、促进社会共识的形成、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推进法律决策的正当化等事项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法律知识本来就是以重整体轻逻辑、重实质轻形式的思维方式为主，这恰好与西方法学反思概念法学过于机械化之不足的立场相契合。
修辞这一概念，在西方学术传统中，具有理性说服的功能。尽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中国法律在形式上具备了明确的立法表达，但在执行和实施过程中仍旧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政府权力的运行并没有对公民权利保障形成确定、有效的作用。
当前中国社会并没有经历法律形式主义极度发达的严格法治时代，没有形成严格守法的习惯，缺乏遇事遵守规则的意识。唯有如此作出的判决，才能既彰显法律正义，又具良好的社会实效。
因此司法者的思维过程就是以法律规定为大前提、法律事实为小前提，三段论式演绎推理得出判决结论。尽管修辞理论是以批判科学思维中的极端理性主义为前提，法律修辞理论以批判概念法学中的机械裁判为前提，但修辞并非像后现代主义或后现代法学那样漫无目的地以解构理性为己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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